企业数据控制权限制主要体现为企业数据的合理使用强制许可法定公开等。
针对的主体也并非搜索引擎，而是网络服务提供者、个人信息服务者。《电子商务法》明确提出保障电子商务各方主体的合法权益，但主要以设定电子商务经营者义务为主，而对于个人信息保护则依据《网络安全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罚。
Google全球隐私顾问彼得·弗莱彻(Peter Fleischer)于2016年12月撰文批评此种激进做法。在信息自决权提出的20世纪80年代，计算机使用尚不普及，移动通信和互联网技术仍不成熟。与现实空间相比，互联网上的活动更容易被技术捕捉、监视和控制。康德的重点关注的是意志对感性冲动的独立。因为被遗忘权的效力推广依靠的是严苛的经济惩罚手段，而非法律和道德层面的论证与说服。
[32]真正的自律强调的是不被感性冲动规定。还有学者认为被遗忘权约束的是所有收集、占有、处理、使用个人信息的人，参见满洪杰：《被遗忘权的解析与构建：作为网络时代信息价值纠偏机制的研究》，《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2期，第213页。就像《论隐私权》一文中所说的，诽谤法所确认的不法行为及相关权利是物质属性的，而非精神属性。
毫不意外，各涉事公司也都否定窃听的指控，认为自己的产品既没有做类似的产品设置，也不具备相关技术条件。而在独角兽公司排行榜中，中国在前十强中也是几乎可以与美国分庭抗礼。有消息说，Facebook将利用区块链技术重新定义用户的数字隐私边界，彻底解决信息泄露问题，资本市场和外界对这一技术保有普遍乐观的态度，相信加密技术是数字经济时代最有效率保护用户隐私的工具。王永庆的服务按需送大米，同时在送大米时也挺讲究：送米并非送到就算，他还会帮用户将米倒进米缸里。
而美国也有相应的集体诉讼，向万豪提起诉讼，索赔金额高达125亿美元(相当于5亿潜在被盗用户中每人得到25美元的赔偿)。由于企业正在创新用户和信息之间的新关系，因此在这个实验过程中隐私的风险尤其高。
软件的可塑性可以快速响应市场条件。当然，隐私交换除了能够通过个人利益最大化来提高社会福利，同时也具有很多外部性。三 他人或者组织为什么要收集个人信息？在我看来，无论是合法还是非法，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营利，或者说个人信息和资本、劳动力一样是一种生产要素投入，并构成了我们今天数字经济的基础。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后发优势也是得益于中国并未构建起像欧盟和日本那般严苛的隐私权。
如一些人的犯罪历史、疾病历史，如果不能进行适当的披露，可能会成为公共安全的隐患，这类隐私的披露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用户焦虑的最主要的是，被恶意的广告骚扰、诈骗，少部分会担心隐私被他人窥探，由此危及到人身或财产安全。（3）这个框架的建立有利于不同背景、不同人群对隐私问题达成共识。由此可见，就隐私权的保护范围而言，美国法实际上将肖像、姓名都置于隐私权中加以保护。
当我们讨论隐私保护的收益时，不仅包括个人收益也包括外部性，即通过有效使用个人信息，可以促进就业、发展金融市场、维护公共安全和保持健康卫生等社会收益。尽管隐私权的概念最先缘起于美国，但是在大陆法系也逐渐采用了这个概念，并将其视为是一般人格权的具体化。
保护个人不成为文字描述的对象、私生活不受媒体指指点点，将是一种更为重要、范围更广的权利。就像在2014年的Riley v. California中罗伯茨大法官所指出的那样，授予警察自由查阅智能手机的权力会将个人完全暴露在政府面前，并且这种暴露的程度相较于对住宅的彻底搜索有过之而无不及。
现在用户之所以重视个人信息保护，原因就在于技术放大了风险。而信息主体主要通过交换一定的隐私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这是一种资源的再分配过程。为什么需要构造隐私权概念？原因就在于传统的合同法和诽谤法已经无法担负起隐私权所涵盖的范畴。同时，很多事务也是信托法和合同法所无法覆盖，例如一个人不经意收到信件，接着将信件公开，事实上很难想象是由于何种法律理论，收信人违反了明示或暗示的契约，或违反信托。把隐私作为一种资源重新分配最有效率的结果，即把追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作为隐私保护的目标的意义在于：（1）它不仅可以使目标更清晰可量化、可操作，同时还让法律上的隐私的合理期待有了比较明确的准则。等到顾客发薪的日子，再上门收取米款。
这些公司之所以会做如此回应，是因为《网络安全法》第四十一条明确规定：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公开收集、使用规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被收集者同意。当然，这一切都要遵循一定原则，要在保障用户数据权益的基础上，用这些数据让所有人受益。
在社会收益最大化的原则下，隐私保护的政策制定就是上述各类收益和成本的权衡。这一法律分支仅仅把对有形财产的保护，扩展至确保世间繁荣所必需或有益的条件。
当别人家的米店都是坐等用户上门买大米，王永庆是送米上门。同时隐私保护还有成本，它包括由于隐私让渡导致的个人安全感和尊严的心里损失和因为侵犯隐私导致个人经济损失。
试图窥探他人不想为他人所知，或不想为窥探人所知的内容。尽管我们经常在媒体上看到隐私和个人信息的讨论，但是这两者的内涵和外延并不尽一致，甚至存在巨大差别。一 在中国商界，迄今还在流传着当年台湾首富王永庆卖大米的励志故事。换句话说，隐私权在很多时候成为了个人对抗政府的一项权利，这是与其它国家所不同的。
这个风险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立体化的个人数据很容易遭受侵害。原因就在于随着移动设备功能越来越强大，并且能够记录包括相册、个人视频、网页浏览历史以及个人通信记录等在内的众多信息，存储了数GB计算的个人数据的掌上电脑已成为了个人生活中普遍且重要的组成部分，以至于天外来客可能将它们视作人体结构中的重要特征。
当然，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用户的一些个人数据实际上能够帮助互联玩企业为之提供更好的服务或产品。防范欺诈和滥用行为，从而提高安全性。
根据您的兴趣（其中包括您在 YouTube 上进行过的搜索或观看过的视频之类的内容）向您投放广告。举个最简单例子，只要个人在社会中生活，参与社会交往，那么就必然要和别人交换一系列信息，而他人或者组织总会存储我的个人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姓名、身份证件、联系方式和财产状况等。
再回头看李彦宏所说的中国用户很多时候愿意用隐私来换便捷服务，与其说是用隐私换取便捷服务，还不如说是用个人信息换取服务。甚至是他们根本不看授权内容就会盲目的点击同意或者下一步。为了保护隐私而发生的社会、企业和个人支出等都是隐私保护的成本等。仅仅在2018年，就至少有Facebook、Under Armour、My Heritage、圆通、顺丰、华住和喜达屋等用户数据泄露事件发生。
由此可见，个人信息和隐私两者并不尽一致。而侵犯隐私往往表现在强行进入他们的私人领地（包括实体及不为人知的心理封闭区）。
在同心圆扩大半径的外围，个体产生交集，也产生了隐私的交换，并以此获得友谊、亲情、理解，甚至经济利益。大部分创新都源于快速实验 ——推出新产品，beta测试和评估。
作者简介：傅蔚冈，法学博士，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二是用户数据泄露的规模与前数字经济时代相比是呈指数级增长。
